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在1980年代初，开局很好，1983年，初创公司IPO上市数量创下阶段性的新高，风险投资行业也迎来了小高潮，但之后急遽萎缩，1986年出现了个短暂的小反弹，与1983年构成了“双头形”的顶部，很快整个行业又重新走上了下跌之路。

从80年代初到中期，风险投资的走势可说是高开低走，参与者不免步步惊心。

亚当·斯密曾说：”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中，人是追着金钱跑的，那金钱追着什么跑呢？金钱本身没有生命，但我们不能忘了，金钱的背后是人。

因此，金钱，会追着更多的金钱跑……

在上世纪70年代直至80年代初期，美国发生过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物价上涨，股市动荡，经济增长缓慢，其实际GDP甚至分别在1975年和1980年出现了下降。这种经济增长乏力同时伴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现象，以前很少出现，算是个新鲜事物，加上那段时间美国举国上下都在关注和讨论越战和 “水门事件”，一时之间，经济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此都苦无良策。后来还是经济学家们好不容易创造了个新词-“滞涨”，用于理解和解释这种奇怪的经济现象。对于很多美国家庭而言，那是一段让人感到非常痛苦和焦虑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一大批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公司却先后逆势上市，如天腾电脑、苹果电脑、基因泰克、泰索尼(Diasonics)等，滞涨的宏观经济萎靡不振，但初登经济舞台的风险投资行业却别有一番洞天。在上市前投资了这些初创公司的风险投资机构赚得盆满钵满，KPCB的汤姆.珀金士（Tom Perkins）、红杉资本的瓦伦丁(Don Valentine)、Arthur Rock & Associates的亚瑟·洛克（Arthur Rock）等人更成了创投界让人高山仰止的大神。风险投资行业的这种巨大的赚钱效应，让大量的场外观望者闻到了金钱的味道，于是更多的人就满怀信心地跑步入场了。

据汤森路透的统计，1979年当年全美发行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就27支，到198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47支，4年增长5倍；风险投资从业人员也由1977年的区区597人，增长到1983年的1494人。

资金也同样闻声而至。1979年国会重新解释“谨慎人”条款后，金额庞大的退休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各种基金会投资于风投基金已经没有法律上的障碍，退休基金在风投基金的资金来源的占比由区区的个位数快速增长，最高一度占到风险投资基金资金来源的60%强。

资产管理规模动辄数千亿美元的退休基金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加州教师退休基金(Calstrs)、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NYCRF）都成了创投行业活跃的机构LP投资人，著名学府的大学捐赠基金也不遑多让，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当属现在资产管理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The Yale Endowment，简称TYE)，TYE在美国投资了多家创投基金，包括Sutter Hill Ventures，它在中国也投资了高瓴资本和成为资本等创投基金。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负责人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曾在30年内为耶鲁大学赚来20倍的回报，被视为“LP之王”，他写的有关资产配置的书籍，是私募投资从业人员的必读品，一度让资产配置成为金融和投资领域的显学。

创投基金不仅吸引了股权投资者，债权投资者们也不甘落后，希望在风险投资的创富故事中能够扮演一个角色。

1982年，来自富国银行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和比尔·比格史塔弗（Bill Biggerstaff）与斯坦福的教授罗伯特·梅德亚里斯（Robert Medearis）一起创建了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简称SVB），SVB主营业务是给缺乏有形资产、没有销售收入或者收入很少、通常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仍会亏损的初创或成长期的公司提供银行贷款，这是债权市场一块难啃的骨头，是传统银行既不屑于也难以承接的业务。但SVB成立之后很快就实现了赢利，为包括思科和湾区网络（ Bay Networks）在内的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债权资金。2017年7月设立的中关村银行，就是参照SVB的模式的。

专业服务机构也开始闻风而动，为已经出具规模的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们提供服务。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财务顾问和投行等，都出现了紧密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并专门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服务的机构。

1968年，曾担任杜邦公司企业金融部负责人的威廉·哈姆布雷特（William Hambrecht）和在美国银行小企业投资中心（SBIC）工作的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t）在旧金山创立了一家小型投行Hambrecht & Quist （H&Q）。H&Q的定位就是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各种融资和IPO承销服务，每成交一单，均按融资额的7%收取服务费，美国投行收费范围大致在3-7%区间，H&Q收费达到了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利润率高得惊人。

H&Q与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如，亚瑟·洛克和KPCB的汤姆·珀金士都投资了H&Q，它也因此获得了很多风投基金支持的创业公司的IPO承销订单，其中包括基因泰克、苹果和Adobe等等，成为小型投行中的佼佼者，一度被称为专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上市服务的“四大骑手”投行之一。除了常规的IPO承销，H&Q还把80年代以前并不常见的夹层投资做得风生水起，炉火纯青，为大量的创业公司在上市前提供了除传统股权和债券融资之外的金融工具的支持。

令人扼腕的是，由于H&Q投资了过多的初创公司，而且大量由其承销的股票上市后跌破了发行价，加上领导层频繁更迭，这家投行逐渐走向衰落。1999年，H&Q被曼哈顿大通银行收购，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80年代的美国政治经济形式也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

1981年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上台，他开始大力推行“里根经济学”，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包括减税、放松政府监管、增加军费开支（如星球大战计划）等等政策在内的改革措施，其中，光资本利得税率就由28%调低到20%。新一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为了遏制两位数的通胀，顶着史无前例的压力（愤怒的农民曾经把拖拉机开到了沃尔克办公室前），把联邦储备金利率最高提高到20%，虽然这一度导致失业率飙升到了10%，但到了1983年，曾经像失控的疯牛一般困恼美国经济的通胀指数，确实被沃尔克牢牢地摁住了。

为了减少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提高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沃尔克还力主向日本德国施压，让日元和马克升值，同时让美元贬值，他是1986年著名的“广场协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后来跌入“失落的二十年”的陷阱的主要原因。

单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复盘的话，在80年代，里根政府的确采取了很多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比如提高银行利率）在颁布初期也给美国公司带来了一些阵痛，让市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长远来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为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甚至有人把苏联垮台，美国打赢冷战归功于“里根经济学”。

1983年，美国的IPO市场迎来了一波阶段性的小高潮，多个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成功实现了上市，这里面包括红杉投资的LSI，KPCB和赛文·罗森( Sevin Rosen )投资的康柏电脑，TA Associates投资的渤健(Biogen)，亚瑟·洛克投资的Diasonics、赛文·罗森投资的Lotus Development，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投资的Apollo和Stratus，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和U.S. Venture Partners投资的安进生物（Amgen）等。这些标的企业，从第一轮融资到上市的时间都不长，有的甚至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投了这些标的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都给他们的LP投资人赚回了相当漂亮的回报。

有高潮就必然有低谷。1983的一波IPO高峰过后，美国的创投行业立刻迎来了一段将近10年左右的低迷时期。从数据上来看，1984年IPO上市企业的数量仅为上一年的三分之一左右，不过市场在1986年出现了个微弱的小反弹，其主要原因是一些成立时间较长的创业公司，比如微软、赛普拉斯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Adobe、甲骨文和太阳微系统等，都选择在这一年IPO了。

KPCB投过太阳微系统，红杉投了甲骨文，这在前面的《史话》系列文章已经介绍过。Adobe上市之前的主要投资者，说出来比较出人意料，是苹果！1985年，苹果投资250万美元，占了Adobe 19%的股份。

红杉、KPCB、赛文·罗森和前面介绍过的惠特尼家族（J.H. Whitney）都参与投资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A轮。

微软接受风险投资的故事比较有意思。微软创立以后一直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是个“不差钱”的主儿。多家风投机构主动提着现金来敲门，但都吃了比尔·盖茨的闭门羹，悻悻然而去。比尔·盖茨本来连上市都懒得考虑，后来因为员工期权发多了，按照证监会（SEC）的规定，股东人数超过500人必须注册登记，不得已之下，微软才不情愿地提交了IPO上市材料。

大卫·马夸特（David Marquardt）进入创投行业之前是个技术男，浑身上下曾经散发出天然而醇厚的技术气息。1979年他自斯坦福商学院MBA毕业后，跑去“机构创投公司（Institutional Venture Partners，简称IVP）”混了一年，但干了一年也没投出啥好项目。马夸特有些挫折感，觉得与其在彼时名气一般的基金打工，还不如自己干。于是，在1980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了“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ors (TVI)”的风险投资公司。

这期间马夸特因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因为彼此都是技术男的原因，大家谈得很投机，彼此有种惺惺相惜的好感。于是，技术男马夸特表现出了写代码的死磕精神，一到周末就跑去西雅图见盖茨、艾伦和鲍尔默等人，去混微软的圈子，有时候讨论业务，有时候干脆就单纯一起打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马夸特的死缠猛打之下，盖茨认为马夸特具有深邃的战略思考能力，对微软的发展很有价值，于是，盖茨在1981年欣然接受了TVI的100万美元投资，让他进了微软董事会。上市前TVI占了微软约5%的股份，是唯一一家投资了微软的创投基金。

一年多的飞机总算没有白飞，马夸特从此扬名立万，在风投的江湖拥有了一席之地。

1986年美国股市IPO短暂反弹，其实只能算是1983年那波行情的回光返照。很快公司通过IPO上市的数量又急遽下降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IPO退出案例的减少，很快传递到一级创投市场，不少创投基金陷入了募资和经营上的困境。

现在复盘来看，80年代中期之后科技创业公司IPO上市步伐趋缓，其实是因为市场在蓄积力量，等待激动人心的和伟大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生物医药领域实现了风起云涌的创新和增长，这种情况持续到80年代 ，IBM、苹果、英特尔、微软、甲骨文等行业巨擘，要么已经上市，要么早已创立，都已经过了需要早期风险投资才能生存下去的阶段了。计算机和通信等领域的创新开始暂时放缓下来，进入了一个平台整理的阶段，市场在等待新的、颠覆式的技术突破来引领经济的发展。

摩尔定律仍在发挥作用。但IBM在1981年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之后，电脑行业在整个80年代的所谓“创新”其实都在围绕如何降低价格、优化生产流程上做文章，缺乏颠覆性的产品，比如，1984年成立的戴尔电脑，以直销模式横空出世，虽然其出货量一度站上了电脑行业前列，但也只能算是模式创新或渠道革命。个人电脑领域的这种“牛皮市”行情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初，直到PC的祖师爷IBM都无法忍受，把个人电脑归类为依靠价格战才能胜出的“商品（commodity）”，把自己的电脑业务卖给了中国的联想集团。

在半导体领域，日本的内存制造上后来居上，把美国的内存企业打得满地找牙，连英特尔都破天荒地出现了亏损，不得不在1984年饮恨宣布退出内存市场，专注于CPU的研发和生产。

在互联网1.0时代大展身手的思科和AOL倒是在1984年和1985年分别成立了，但这两个公司还得等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力，在80年代，这两家公司还在积蓄力量，还无法带动一个行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颠覆性的科技突破还在酝酿中，在8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初创公司尤其是优质的科技初创公司的数量增速呈现出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头部基金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大量人员和资金蜂拥而至，进入了风险投资行业，其中有一半的人员仅仅有不到两年的从业经验。两种情况叠加，导致美国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风投机构的资金供应大于创业公司的有效需求的情况。太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创投项目，为了获得优质项目的投资机会，风投公司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创投项目的估值自然就水涨船高，初创公司的价格涨上去之后，风险投资的回报自然会下降。

总之，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在1980年代初，开局很好，1983年，初创公司IPO上市数量创下阶段性的新高，风险投资行业也迎来了小高潮，但之后急遽萎缩，1986年出现了个短暂的小反弹，与1983年构成了“双头形”的顶部，很快整个行业又重新走上了下跌之路。

从80年代初到中期，风险投资的走势可说是高开低走，参与者不免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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