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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释放影响力投资的力量丨FOF Global

母基金周刊 Updated December 11, 2020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作为全球社会创新行业最权威的刊物,在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每年举办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今年的会议不仅邀请到了凭借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和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等一系列观点深度影响美国商界的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克·克莱默(Mark R. Kramer),同时针对如何释放影响力投资的力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王苡憬丨母基金周刊特约影响力投资编辑


中国首位影响力投资领域福布斯30x30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影响力投资世界论坛』奖学金获得者。


熊巧丨编辑

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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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千

康桥汇世可持续与影响力投资负责人


马力千出生在石家庄并在张家口度过了他的童年。在当时那个80年代中后期,煤炭的配给还非常普遍,马力千和爷爷一起去规定的仓库取煤带回住处,由奶奶用燃煤炉子给做饭。后来,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上高中,那是美国一个以煤炭为中心的地方,当下有很多采煤工作,马力千切实地看到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且拍了一部关于煤矿影响的纪录片。受此影响,马力千开始探索通过投资于创新,让这个高碳、化石燃料驱动的世界,过渡到一个低碳、更可持续的、对地球和人类而言更健康的世界。康桥汇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捐赠基金、基金会、家族、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帮助机构投资者实现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目标。


以下是马力千峰会发言实录,有删减。


我先来定义一下可持续投资和影响力投资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排除的领域,这是可持续投资的第一波。投资者相当于在说,“我不希望我的投资中出现某些东西”,诸如烟草或赌博等与机构价值观不一致的东西。这种排除也出现在获得收益的风险太高的部分市场,比如说燃煤发电或加拿大油砂等领域,这些资产永久减值的风险非常高,以至于投资者完全不愿意投资它们。这就是排除,是可持续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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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第二个三角形围绕整合。这是说把更多的风险因素和机会因素,气候变化、环境、劳工、安全等,纳入你现有的决策过程和投资框架中。很多时候是和ESG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结合在一起的。这可能是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领域,特别是在机构资产管理中。


最后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寻求解决方案,这不仅稳定了现有的系统,免受比如气候变化、社会动荡、社会不平等等各种风险的影响,而且你实际上更扩大了机会,你正在创造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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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当我们讲“影响力投资”的时候所谈到的——你投资的是有影响力的、积极的、但仍然追求利润的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创造积极的环境成果,并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大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思考的是有韧性的系统。跟我刚才讲的系统三角、解决方案三角有关。


考虑到地球面临的压力,比如飓风、野火、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气候韧性是很重要的。而可持续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气候韧性投资组合方面获得信心和能力。


此外,还有社会韧性。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社会不平等正在加剧,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这显然会让世界变得不可持续。重视社会韧性问题,通过在医疗保健、教育、金融服务等领域进行社会企业投资,从而更广泛、更平价地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将创造社会稳定,从而创造韧性。一个长期资产拥有者,不能只关心财务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应该关心这些事,因为这最终关系到投资的韧性。你必须对所有这些压力和这些风险因素进行通盘思考。


很多传统的投资都是关于寻找股票、债券或对冲基金之间的相关性,但我认为更多注意力要放在根本的因果关系上,“什么原因导致了什么系统的变化,有哪些创新和解决方案”。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的新闻满天飞,但“洗白”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并没有真正把ESG的关键因素和实质结果联系起来。所以“实质性结果”是我们要寻找和连接的。


最后还有“个体”和“系统”。风险投资,要在公募股权市场(系统)里面得到这种结果。每个系统都是有连接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是连接的,不同的资产类别在运营的系统里是连接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者、创业者、经营者、投资者,你必须跳出“个体”,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每两年会对我们的机构客户、捐赠基金、基金会进行一次调查,了解他们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标准纳入到决策中的。在2016年也就是我们开展调查的第一年,对于“你是否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你投资的决策中?”略多于30%的受访者回答“是”。两年后的201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36%。今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0%。所以我们来到了半数以上投资者将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纳入决策的临界点。不仅如此,在尚未实施的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融入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最常见的优先事项是气候变化、节能和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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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大家对这些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第一,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变成多利益相关方驱动的社会,你的客户、你的供应商、你的社群。你需要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方负更多的责任,包括气候和环境责任,气候变化现在对经济具有实质性影响。


高碳产业确实在转型为低碳产业,你要趁着这次转型,走在它的前面。与此相关的是,自然资源会出现退化和稀缺,所以效率创新和其解决方案会在未来几十年创造和获取价值。随着人口结构的发展,新兴市场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你需要考虑如何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提供食物、水、住房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此外,数字革命正在进行,它将继续重塑现有的大型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这些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还没有达到传统IT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这将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创造更多的机会。


很多客户说,“看看10-15年前清洁技术(Clean Tech)1.0阶段的失败”。追踪清洁技术的表现,这张幻灯片是从2005年开始的,可以看到第一部分非常清楚明了,绿色代表清洁技术公司,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大大低于VC和PE整体的表现。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风险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向了资本密集型项目,这些项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很多企业的单位经济效益依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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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从2013年开始,清洁技术的业绩回升了。不仅是和VC/PE相比相对回升,而是有着绝对的增长。风能、太阳能电池储能的成本已经降下来,这让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项目更加实惠。很多软件成本、计算能力、分析技术、传感器计算生物的创新,除了让传统IT受益,也让新一代的创业者受益。把这些更平价的技术组合成真正的业务和产品,可以提升各行各业的效率,获得更多的环保、可持续的成果。


我在想我们的工作跟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关系。加法就是在你的决策过程中加入真正有实质性结果的因素。减法就是要考虑你在ESG因素的整合中在哪些地方不要冒险。乘法就是要把创造出的解决方案规模化,让你在整个系统中加大和催化这种影响力。社会层面的话,你可以弥合机会获取的鸿沟,向低碳世界过渡的鸿沟。最后,等号是要实现我们所处的各个系统(包括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公平和平衡。创新,对这一切都非常关键。系统的视角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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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班尼克(Matt Bannick)

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导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Omidyar Network前管理合伙人、Paypal前总裁、eBay前国际总裁


马特·班尼克(Matt Bannick)是领先的慈善风险投资公司Omidyar Network的前管理合伙人。该公司对营利机构和社会企业的早期投资已超过13亿美元,影响了数千万人的生活。


以下是马特在峰会上的发言实录,有删减:


关于影响力投资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财务回报和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在各个“收益等级”投资,为创造社会影响力服务。


Omidyar Network视自己为一家慈善投资公司,宗旨是慈善事业,即为世界做好事;但我们也认为自己是一家类似早期风投公司,投资于有潜力扩大规模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我们采用灵活的资本方式,既可以对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营利性投资,也可以对美国的501 (c) (3)(非营利性法律实体)进行资助,这给我们提供了在各个收益等级进行投资的工具。我们不只是看单个投资,而是要看这些投资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当我说投资时,同时包括赠款投资和传统投资),我们看的是这些投资如何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只是投资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推进金融服务行业的进展,提升先进性和能力,使其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良好的服务。


多年来,我们投入了超过13亿美元用于创造社会影响力,其中大部分是早期投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投资比例相当平均,我们在这六个领域进行投资,实际上是五个领域(教育、金融普惠、新兴技术、治理与民间参与、产权)和一个地区(印度),上述这些领域我们都非常重视在印度的投资。我们在7个国家设立了9个办事处,业务遍及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印度、东南亚和南美洲。


我们在Omidyar Network 开发出的“收益等级”框架一共包含ABC三个类别。A类是指商业投资,投资时预期要产生风险调整后收益。B类投资是次级商业投资,不会获得完全的风险调整后收益。C类指的是赠款,分为C1、C2、C3,强调的是接受资助的机构能够产生收入的能力,从需要持续的资助资金到100% 能够覆盖成本。


A类下有A1、A2。A1是经过市场验证的投资,指有其他商业投资者与我们共同投资,其他投资者也期待获得风险调整后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很多风险投资公司一起,共同投资于高影响力的机会。A2为非市场验证的投资,没有其他带着获得风险调整收益预期的商业投资者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佳击球区”。因为针对A1来说,市场验证的东西别人也会投资,那么我们的投资“额外性”比较小。A2是指当我们拥有专业知识,行业专长、地理知识、关系网络与尽调人脉时,我们就会投资,而且很有信心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回报,而其他人都不会进行投资。也正是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投资,所以我们的投资真的是具有额外性的。


我们之所以喜爱A类投资,是因为它们能产生高回报,能产生良好的现金流并利用商业资本来扩大规模。如果投资的公司已经在商业模式中嵌入了影响力,那这些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规模。除了通过扩大规模产生直接影响力,还有加速一个市场的发展等间接影响力。


B类是次级商业投资,即我们不期望风险调整后回报。B1 的回报可能只是个位数,或者是数字较小的两位数。B2 是资本保全,很低的个位数回报。B类投资在商业资本的开拓上有更多的困难,现金流、规模扩大更具有挑战。在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投资B类,尤其当它们的成长可以帮助加速整个市场的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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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简而言之,A类的财务回报最高,越往右越低,而预期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高。市场影响力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为一个新的市场开拓一个新的模式,是一些处于早期阶段、提供具有高社会影响力产品、但还没有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司,比如我们投资的d.light。它现在已经通过他们的家用太阳能系统和家用太阳能照明产品,为超过一亿人服务。当我们投资d.light时,它应该是属于B类的,这种商业模式有资金需求大、呆滞库存等各种问题。后来的d.light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规模,而且因为它的成功,许多其他公司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除了社会效益还有气候效益。


第二类市场影响力是提供产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也许不是高回报的商业模式,但它能使该领域的其他公司取得成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MFX,MFX作为一个公司为小额金融机构提供货币对冲。由于缺乏有效外汇市场,小额金融机构借的是美元,然后用当地货币放贷,大量的外汇风险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商业机会来对冲。而MFX创造了这种货币对冲能力,现在已经对冲了20多亿美元的小额贷款,涵盖60种货币100个客户。


第三类市场影响力通过影响政策实现。以Bridge Academies为例,Bridge在非洲和印度的几个市场以低成本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使新兴市场私立教育的作用成为热议话题。有趣的是,利比里亚要求Bridge和其他平价教育机构帮助经营利比里亚以前的公立学校,有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ABC这几类的投资实例。A1类别以Dailyhunt为例,这是印度最受欢迎的本地语言内容平台,有超过1.5亿的日活用户。他们每天提供由800多个出版机构授权的14种语言的新闻,这对印度公民和对整个印度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附加值。我们的联合投资人是风险投资公司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


在A2类别上,我们在很早的阶段就投资了一家叫Ruma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更名为“Mapan”。Ruma提供金融服务,在欧洲电子商务平台运营,雇佣了1200多人,在60个城市有120000个代理商,150万会员。Ruma公司推动形成了Go-Jek的金融服务市场,Go-Jek现在是家估值95亿的印尼公司。因为我们有专业的知识,特别是对企业家和细分市场的了解,所以我们选择了其他的商业投资者不做的投资,而投资的结果非常好。


B1类投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家叫MicroEnsure的公司。MicroEnsure通过移动技术为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险,巅峰时期服务客户超过600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拥有过保险。现在它吸引了两家大型公募保险公司的商业资本。我认为MicroEnsure将影响远远超过6000万客户,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展示了一种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险的模式,完全是为社会改革而创造的模式。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得到高的经济回报,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记漂亮的全垒打。


B2类上,我们投资了拉丁美洲一家叫Suyo的公司。他们帮助低收入家庭将非正式产权变为正式产权,其中大部分是女性。Suyo大大降低了这种服务的价格,预计公司今年能实现收支平衡。同样,他们也在开拓一种新的模式,让人们可以在新兴市场保障产权。我们期待他们保本,但同样他们也在开拓一个新的市场,也在促成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


我快速地讲讲我们的C类慈善捐赠。我们很乐于投资那些能够承担自己成本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在美国早期投资了一家叫DonorsChoose的公司,这是一个在线为公立学校捐赠的平台,基本上美国任何公立学校的老师都可以为自己的课堂列出一个项目,然后民众们可以去资助这个项目。机构通过抽成或请求捐款来保持收支平衡,他们促进美国400多万人向160多万个项目捐赠了10亿美元的资金,资金用途覆盖了4000万名学生。这个模式现在是完全可持续的,我们加入的时候,它可能是20%或30%的成本覆盖率,现在他们已经规模化,达到100%的可持续,真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一个C3例子是我们投资了像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这样的组织,他们与政府合作,以提升政府透明度以及让政府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最后,在这里总结几点经验。首先,任何人做投资的时候都会对收益有一个预期。影响力投资中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回报预期的,但这真的很难,特别是早期投资,很难确切知道你的回报会是多少,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会有差异的,越早的阶段差距越剧烈,影响力更是如此。影响力的测量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财务测量。做财务测量时,你会得到一个数字。但做影响力测量,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指标。财务测量和预测很难,影响力测量和预测则更难。我认为这是一种想法很美好的模式,但我们也要谦虚地认识到,预测影响力是具有挑战性的。比起构建财务预测模型,预测影响力时你要更加严谨。


我想我在这也涉及到了第二点。那就是投资回报其实是非常好的财务标杆,像这样好的标杆也是很难找的。在做影响力早期投资时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标杆来准确地说,你做得如何。这就是为什么要对回报和影响力有一个内部预期。“懒惰投资”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得不小心防止迷恋上一个回报率很低的投资,然后编造一套合理的解释说影响力会变得如何如何大,以致不需要担心金融投资或财务回报。再次强调,当你再从A类投资转向B类投资的时候你必须更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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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

博士、绿动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白波曾于2009-2016年任职于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作为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负责华平亚太区的能源、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投资。白博士多次荣登中国中生代投资人top50及中国最受创业者欢迎的投资人top100的榜单。


以下是白波峰会发言实录,有删减:


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国,逐渐地由高速发展不断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将在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和全球(特别是欧洲争取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也是相互匹配的。绿色影响力的投资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有了更好的一个背景。而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背景,在中国、在欧洲、在美国,前面这几年都在不断发展。


作为影响力投资机构,前面几年不断摸索的是在这样一个宏观的背景下,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投资的商业回报和环保和社会效益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总结起来,技术的驱动在优秀的企业家精神指引下、在合适中国商业模型下,能够有效地把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益的创造结合起来,这其实是我们通过4年多的摸索(实现的)最核心的认识。


前面的5-10年很多技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包括人工智能、IOT物联网、新的材料、新的流程等等。大家其实都看到了,这样的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作用。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我们觉得能够有效地结合商业的模式,有效地结合技术对效率、环保影响力的提升等,选择物流、交通、环保、新能源和制造等等各个领域去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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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区别于我自己以前所在的机构和其他一些非影响力投资机构,有一点非常关键:是否有影响力投资基金的DNA反映在整个流程过程中。大家都清楚私募基金投资的过程,选行业、选标的、启动项目、做尽职调查、做尽职投资的决策,到最后做投后各种各样的监控、管理、价值创造整个过程。事实上,我们从4年前开始做这样的尝试,有UNSDG的目标在心中,有一系列通过投资去实现目标的过程。行业选择的时候,就去找他们解决哪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间,进一步量化我们的投资带来的环境和部分的社会影响力。


怎么样量化影响力,是我们影响力投资最重要最关键的。全球都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其实到今天还是非常早期的一个过程,4年前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自建了一个研究院,有几个全职团队的同事和我们的投资团队一起去做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去评估这个技术带来的环境影响力,同时也评估在我们预测的投资期的5-10年间,投的每分钱在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可以变化的运营KPI,而这样KPI又是怎么样转化成环境的影响力和社会的影响力,比如碳排放的减少、树的砍伐的减少、危险废弃物和固废的减少、水的效率提升等等。尽职调查的时候,两条线:一条线量化财务的风险和回报,另外一条线量化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力,投委会报告里面形成关键的两页,一部分是财务的回报,另外一部分是环保和社会效益的回报。


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作为我们的工作方式阐述。我们也知道,中国整个物流体系带来了很多的废弃物、污染,To C端大家接触得更多一点,To B端也有大量的纸、桶、盒子带来的污染,水、材料的消耗,树的砍伐,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我们开始去找,哪样的技术能够对这个行业带来影响。一些可循环的包装材料的成本太高,不能够大规模的商业化推广,去带来真正非常大的行业变化,但过去五年里有一个巨大利好的技术变化,那就是物联网体系和智能体系使得它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个科技物联网的力量能够对可循环的包装材料,至少对于B端大企业的可循环包装材料,带来一些重大的变化。而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是降低客户的成本,同时增加它的绿色效益。


细分领域去寻找影响,同时去寻找标的,有效结合物联网的体系带动可循环的包装,不论是液体、生鲜,使得它们真正能够变成循环,而这个循环的过程中间,客户的运营成本降低了50%-64%,这使得它的业务具有商业大规模的推广和爆发的能力,而同时通过对一次性材料的替换,带来了很大的、可以量化的环境影响力。


像我刚才说的作为一个影响力投资机构,在我们自己的投委会报告里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展示它的财务风险回报会是什么样,同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固废、物材、水、二氧化碳、排放这样一些环境的影响力。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总体而言,我们从四年多的实践中间,也寻找到了怎样通过技术、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正确的商业模式,在影响力投资机构的推动下去促成影响力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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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释放影响力投资的力量丨FOF Global

母基金周刊 Updated December 11, 2020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作为全球社会创新行业最权威的刊物,在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每年举办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今年的会议不仅邀请到了凭借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 impact)和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等一系列观点深度影响美国商界的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克·克莱默(Mark R. Kramer),同时针对如何释放影响力投资的力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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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影响力投资领域福布斯30x30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影响力投资世界论坛』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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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千

康桥汇世可持续与影响力投资负责人


马力千出生在石家庄并在张家口度过了他的童年。在当时那个80年代中后期,煤炭的配给还非常普遍,马力千和爷爷一起去规定的仓库取煤带回住处,由奶奶用燃煤炉子给做饭。后来,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上高中,那是美国一个以煤炭为中心的地方,当下有很多采煤工作,马力千切实地看到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且拍了一部关于煤矿影响的纪录片。受此影响,马力千开始探索通过投资于创新,让这个高碳、化石燃料驱动的世界,过渡到一个低碳、更可持续的、对地球和人类而言更健康的世界。康桥汇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捐赠基金、基金会、家族、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帮助机构投资者实现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目标。


以下是马力千峰会发言实录,有删减。


我先来定义一下可持续投资和影响力投资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排除的领域,这是可持续投资的第一波。投资者相当于在说,“我不希望我的投资中出现某些东西”,诸如烟草或赌博等与机构价值观不一致的东西。这种排除也出现在获得收益的风险太高的部分市场,比如说燃煤发电或加拿大油砂等领域,这些资产永久减值的风险非常高,以至于投资者完全不愿意投资它们。这就是排除,是可持续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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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第二个三角形围绕整合。这是说把更多的风险因素和机会因素,气候变化、环境、劳工、安全等,纳入你现有的决策过程和投资框架中。很多时候是和ESG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结合在一起的。这可能是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领域,特别是在机构资产管理中。


最后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寻求解决方案,这不仅稳定了现有的系统,免受比如气候变化、社会动荡、社会不平等等各种风险的影响,而且你实际上更扩大了机会,你正在创造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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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当我们讲“影响力投资”的时候所谈到的——你投资的是有影响力的、积极的、但仍然追求利润的公司。这些公司正在创造积极的环境成果,并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大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思考的是有韧性的系统。跟我刚才讲的系统三角、解决方案三角有关。


考虑到地球面临的压力,比如飓风、野火、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气候韧性是很重要的。而可持续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气候韧性投资组合方面获得信心和能力。


此外,还有社会韧性。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社会不平等正在加剧,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这显然会让世界变得不可持续。重视社会韧性问题,通过在医疗保健、教育、金融服务等领域进行社会企业投资,从而更广泛、更平价地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将创造社会稳定,从而创造韧性。一个长期资产拥有者,不能只关心财务利益和经济利益,还应该关心这些事,因为这最终关系到投资的韧性。你必须对所有这些压力和这些风险因素进行通盘思考。


很多传统的投资都是关于寻找股票、债券或对冲基金之间的相关性,但我认为更多注意力要放在根本的因果关系上,“什么原因导致了什么系统的变化,有哪些创新和解决方案”。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的新闻满天飞,但“洗白”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并没有真正把ESG的关键因素和实质结果联系起来。所以“实质性结果”是我们要寻找和连接的。


最后还有“个体”和“系统”。风险投资,要在公募股权市场(系统)里面得到这种结果。每个系统都是有连接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是连接的,不同的资产类别在运营的系统里是连接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者、创业者、经营者、投资者,你必须跳出“个体”,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每两年会对我们的机构客户、捐赠基金、基金会进行一次调查,了解他们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标准纳入到决策中的。在2016年也就是我们开展调查的第一年,对于“你是否将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你投资的决策中?”略多于30%的受访者回答“是”。两年后的2018年,这个数字涨到了36%。今年,这个数字达到了50%。所以我们来到了半数以上投资者将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纳入决策的临界点。不仅如此,在尚未实施的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融入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最常见的优先事项是气候变化、节能和社会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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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大家对这些应该不会感到惊讶。第一,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变成多利益相关方驱动的社会,你的客户、你的供应商、你的社群。你需要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方负更多的责任,包括气候和环境责任,气候变化现在对经济具有实质性影响。


高碳产业确实在转型为低碳产业,你要趁着这次转型,走在它的前面。与此相关的是,自然资源会出现退化和稀缺,所以效率创新和其解决方案会在未来几十年创造和获取价值。随着人口结构的发展,新兴市场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你需要考虑如何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提供食物、水、住房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此外,数字革命正在进行,它将继续重塑现有的大型行业,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业,这些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还没有达到传统IT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这将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创造更多的机会。


很多客户说,“看看10-15年前清洁技术(Clean Tech)1.0阶段的失败”。追踪清洁技术的表现,这张幻灯片是从2005年开始的,可以看到第一部分非常清楚明了,绿色代表清洁技术公司,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大大低于VC和PE整体的表现。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风险投资将大量资金投向了资本密集型项目,这些项目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很多企业的单位经济效益依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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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从2013年开始,清洁技术的业绩回升了。不仅是和VC/PE相比相对回升,而是有着绝对的增长。风能、太阳能电池储能的成本已经降下来,这让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项目更加实惠。很多软件成本、计算能力、分析技术、传感器计算生物的创新,除了让传统IT受益,也让新一代的创业者受益。把这些更平价的技术组合成真正的业务和产品,可以提升各行各业的效率,获得更多的环保、可持续的成果。


我在想我们的工作跟世界上的一切都有关系。加法就是在你的决策过程中加入真正有实质性结果的因素。减法就是要考虑你在ESG因素的整合中在哪些地方不要冒险。乘法就是要把创造出的解决方案规模化,让你在整个系统中加大和催化这种影响力。社会层面的话,你可以弥合机会获取的鸿沟,向低碳世界过渡的鸿沟。最后,等号是要实现我们所处的各个系统(包括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公平和平衡。创新,对这一切都非常关键。系统的视角是真正创造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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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班尼克(Matt Bannick)

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导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Omidyar Network前管理合伙人、Paypal前总裁、eBay前国际总裁


马特·班尼克(Matt Bannick)是领先的慈善风险投资公司Omidyar Network的前管理合伙人。该公司对营利机构和社会企业的早期投资已超过13亿美元,影响了数千万人的生活。


以下是马特在峰会上的发言实录,有删减:


关于影响力投资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财务回报和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在各个“收益等级”投资,为创造社会影响力服务。


Omidyar Network视自己为一家慈善投资公司,宗旨是慈善事业,即为世界做好事;但我们也认为自己是一家类似早期风投公司,投资于有潜力扩大规模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组织。我们采用灵活的资本方式,既可以对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营利性投资,也可以对美国的501 (c) (3)(非营利性法律实体)进行资助,这给我们提供了在各个收益等级进行投资的工具。我们不只是看单个投资,而是要看这些投资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当我说投资时,同时包括赠款投资和传统投资),我们看的是这些投资如何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不只是投资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推进金融服务行业的进展,提升先进性和能力,使其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良好的服务。


多年来,我们投入了超过13亿美元用于创造社会影响力,其中大部分是早期投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投资比例相当平均,我们在这六个领域进行投资,实际上是五个领域(教育、金融普惠、新兴技术、治理与民间参与、产权)和一个地区(印度),上述这些领域我们都非常重视在印度的投资。我们在7个国家设立了9个办事处,业务遍及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印度、东南亚和南美洲。


我们在Omidyar Network 开发出的“收益等级”框架一共包含ABC三个类别。A类是指商业投资,投资时预期要产生风险调整后收益。B类投资是次级商业投资,不会获得完全的风险调整后收益。C类指的是赠款,分为C1、C2、C3,强调的是接受资助的机构能够产生收入的能力,从需要持续的资助资金到100% 能够覆盖成本。


A类下有A1、A2。A1是经过市场验证的投资,指有其他商业投资者与我们共同投资,其他投资者也期待获得风险调整后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很多风险投资公司一起,共同投资于高影响力的机会。A2为非市场验证的投资,没有其他带着获得风险调整收益预期的商业投资者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佳击球区”。因为针对A1来说,市场验证的东西别人也会投资,那么我们的投资“额外性”比较小。A2是指当我们拥有专业知识,行业专长、地理知识、关系网络与尽调人脉时,我们就会投资,而且很有信心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回报,而其他人都不会进行投资。也正是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投资,所以我们的投资真的是具有额外性的。


我们之所以喜爱A类投资,是因为它们能产生高回报,能产生良好的现金流并利用商业资本来扩大规模。如果投资的公司已经在商业模式中嵌入了影响力,那这些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规模。除了通过扩大规模产生直接影响力,还有加速一个市场的发展等间接影响力。


B类是次级商业投资,即我们不期望风险调整后回报。B1 的回报可能只是个位数,或者是数字较小的两位数。B2 是资本保全,很低的个位数回报。B类投资在商业资本的开拓上有更多的困难,现金流、规模扩大更具有挑战。在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投资B类,尤其当它们的成长可以帮助加速整个市场的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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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简而言之,A类的财务回报最高,越往右越低,而预期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高。市场影响力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为一个新的市场开拓一个新的模式,是一些处于早期阶段、提供具有高社会影响力产品、但还没有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司,比如我们投资的d.light。它现在已经通过他们的家用太阳能系统和家用太阳能照明产品,为超过一亿人服务。当我们投资d.light时,它应该是属于B类的,这种商业模式有资金需求大、呆滞库存等各种问题。后来的d.light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规模,而且因为它的成功,许多其他公司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除了社会效益还有气候效益。


第二类市场影响力是提供产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也许不是高回报的商业模式,但它能使该领域的其他公司取得成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MFX,MFX作为一个公司为小额金融机构提供货币对冲。由于缺乏有效外汇市场,小额金融机构借的是美元,然后用当地货币放贷,大量的外汇风险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商业机会来对冲。而MFX创造了这种货币对冲能力,现在已经对冲了20多亿美元的小额贷款,涵盖60种货币100个客户。


第三类市场影响力通过影响政策实现。以Bridge Academies为例,Bridge在非洲和印度的几个市场以低成本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使新兴市场私立教育的作用成为热议话题。有趣的是,利比里亚要求Bridge和其他平价教育机构帮助经营利比里亚以前的公立学校,有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ABC这几类的投资实例。A1类别以Dailyhunt为例,这是印度最受欢迎的本地语言内容平台,有超过1.5亿的日活用户。他们每天提供由800多个出版机构授权的14种语言的新闻,这对印度公民和对整个印度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附加值。我们的联合投资人是风险投资公司经纬创投(Matrix Partners)。


在A2类别上,我们在很早的阶段就投资了一家叫Ruma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更名为“Mapan”。Ruma提供金融服务,在欧洲电子商务平台运营,雇佣了1200多人,在60个城市有120000个代理商,150万会员。Ruma公司推动形成了Go-Jek的金融服务市场,Go-Jek现在是家估值95亿的印尼公司。因为我们有专业的知识,特别是对企业家和细分市场的了解,所以我们选择了其他的商业投资者不做的投资,而投资的结果非常好。


B1类投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家叫MicroEnsure的公司。MicroEnsure通过移动技术为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险,巅峰时期服务客户超过6000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拥有过保险。现在它吸引了两家大型公募保险公司的商业资本。我认为MicroEnsure将影响远远超过6000万客户,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展示了一种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险的模式,完全是为社会改革而创造的模式。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得到高的经济回报,但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记漂亮的全垒打。


B2类上,我们投资了拉丁美洲一家叫Suyo的公司。他们帮助低收入家庭将非正式产权变为正式产权,其中大部分是女性。Suyo大大降低了这种服务的价格,预计公司今年能实现收支平衡。同样,他们也在开拓一种新的模式,让人们可以在新兴市场保障产权。我们期待他们保本,但同样他们也在开拓一个新的市场,也在促成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


我快速地讲讲我们的C类慈善捐赠。我们很乐于投资那些能够承担自己成本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在美国早期投资了一家叫DonorsChoose的公司,这是一个在线为公立学校捐赠的平台,基本上美国任何公立学校的老师都可以为自己的课堂列出一个项目,然后民众们可以去资助这个项目。机构通过抽成或请求捐款来保持收支平衡,他们促进美国400多万人向160多万个项目捐赠了10亿美元的资金,资金用途覆盖了4000万名学生。这个模式现在是完全可持续的,我们加入的时候,它可能是20%或30%的成本覆盖率,现在他们已经规模化,达到100%的可持续,真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一个C3例子是我们投资了像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这样的组织,他们与政府合作,以提升政府透明度以及让政府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最后,在这里总结几点经验。首先,任何人做投资的时候都会对收益有一个预期。影响力投资中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回报预期的,但这真的很难,特别是早期投资,很难确切知道你的回报会是多少,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是会有差异的,越早的阶段差距越剧烈,影响力更是如此。影响力的测量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财务测量。做财务测量时,你会得到一个数字。但做影响力测量,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指标。财务测量和预测很难,影响力测量和预测则更难。我认为这是一种想法很美好的模式,但我们也要谦虚地认识到,预测影响力是具有挑战性的。比起构建财务预测模型,预测影响力时你要更加严谨。


我想我在这也涉及到了第二点。那就是投资回报其实是非常好的财务标杆,像这样好的标杆也是很难找的。在做影响力早期投资时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标杆来准确地说,你做得如何。这就是为什么要对回报和影响力有一个内部预期。“懒惰投资”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得不小心防止迷恋上一个回报率很低的投资,然后编造一套合理的解释说影响力会变得如何如何大,以致不需要担心金融投资或财务回报。再次强调,当你再从A类投资转向B类投资的时候你必须更加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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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

博士、绿动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白波曾于2009-2016年任职于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作为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负责华平亚太区的能源、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投资。白博士多次荣登中国中生代投资人top50及中国最受创业者欢迎的投资人top100的榜单。


以下是白波峰会发言实录,有删减:


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国,逐渐地由高速发展不断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将在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和全球(特别是欧洲争取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也是相互匹配的。绿色影响力的投资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有了更好的一个背景。而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背景,在中国、在欧洲、在美国,前面这几年都在不断发展。


作为影响力投资机构,前面几年不断摸索的是在这样一个宏观的背景下,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投资的商业回报和环保和社会效益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总结起来,技术的驱动在优秀的企业家精神指引下、在合适中国商业模型下,能够有效地把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益的创造结合起来,这其实是我们通过4年多的摸索(实现的)最核心的认识。


前面的5-10年很多技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包括人工智能、IOT物联网、新的材料、新的流程等等。大家其实都看到了,这样的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作用。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我们觉得能够有效地结合商业的模式,有效地结合技术对效率、环保影响力的提升等,选择物流、交通、环保、新能源和制造等等各个领域去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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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


区别于我自己以前所在的机构和其他一些非影响力投资机构,有一点非常关键:是否有影响力投资基金的DNA反映在整个流程过程中。大家都清楚私募基金投资的过程,选行业、选标的、启动项目、做尽职调查、做尽职投资的决策,到最后做投后各种各样的监控、管理、价值创造整个过程。事实上,我们从4年前开始做这样的尝试,有UNSDG的目标在心中,有一系列通过投资去实现目标的过程。行业选择的时候,就去找他们解决哪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间,进一步量化我们的投资带来的环境和部分的社会影响力。


怎么样量化影响力,是我们影响力投资最重要最关键的。全球都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其实到今天还是非常早期的一个过程,4年前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自建了一个研究院,有几个全职团队的同事和我们的投资团队一起去做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去评估这个技术带来的环境影响力,同时也评估在我们预测的投资期的5-10年间,投的每分钱在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可以变化的运营KPI,而这样KPI又是怎么样转化成环境的影响力和社会的影响力,比如碳排放的减少、树的砍伐的减少、危险废弃物和固废的减少、水的效率提升等等。尽职调查的时候,两条线:一条线量化财务的风险和回报,另外一条线量化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力,投委会报告里面形成关键的两页,一部分是财务的回报,另外一部分是环保和社会效益的回报。


我举一个简单的案例,作为我们的工作方式阐述。我们也知道,中国整个物流体系带来了很多的废弃物、污染,To C端大家接触得更多一点,To B端也有大量的纸、桶、盒子带来的污染,水、材料的消耗,树的砍伐,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我们开始去找,哪样的技术能够对这个行业带来影响。一些可循环的包装材料的成本太高,不能够大规模的商业化推广,去带来真正非常大的行业变化,但过去五年里有一个巨大利好的技术变化,那就是物联网体系和智能体系使得它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个科技物联网的力量能够对可循环的包装材料,至少对于B端大企业的可循环包装材料,带来一些重大的变化。而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是降低客户的成本,同时增加它的绿色效益。


细分领域去寻找影响,同时去寻找标的,有效结合物联网的体系带动可循环的包装,不论是液体、生鲜,使得它们真正能够变成循环,而这个循环的过程中间,客户的运营成本降低了50%-64%,这使得它的业务具有商业大规模的推广和爆发的能力,而同时通过对一次性材料的替换,带来了很大的、可以量化的环境影响力。


像我刚才说的作为一个影响力投资机构,在我们自己的投委会报告里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展示它的财务风险回报会是什么样,同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固废、物材、水、二氧化碳、排放这样一些环境的影响力。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总体而言,我们从四年多的实践中间,也寻找到了怎样通过技术、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正确的商业模式,在影响力投资机构的推动下去促成影响力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