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基金的最强王者:击败耶鲁、MIT, 鲍登学院捐赠基金凭什么?

2005年,鲍登学院捐赠基金 (Bowdoin College endowment) 负责人宝拉•沃伦特 (Paula Volent)希望将学院的部分资金投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但却遭到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学院投资委员会中颇具影响力的成员史丹利•德鲁肯米勒 (Stanley F. Druckenmiller) 的反对。德鲁肯米勒说:“我当时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我认为这样太冒险了,我还没有搞清楚整个中国市场。”

沃伦特没有轻易放弃。她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用这份文件说服了委员会,批准了她的计划。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鲍登学院捐赠基金向红杉中国投资了50万美元,截止到2018年6月30日投资回报已增至375万美元。“这是一个完美的本垒打。”德鲁肯米勒高兴地承认。

自2000年开始管理鲍登捐赠基金 (Bowdoin endowment) 以来,沃伦特做出过很多明智的决策。这家位于缅因州的小文理学院捐赠基金规模虽小,但在财务业绩方面已经名列前茅了。

研究数据表明,在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10年里,鲍登捐赠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为8.8%,轻松击败了所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学捐赠基金6%的平均年回报率。同时,鲍登捐赠基金的业绩表现也超过了所有八所常春藤大学的捐赠基金,这些捐赠基金的平均年收益最高不超过8.1%。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现年62岁的沃伦特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驱。专注为基金招聘首席投资官的查尔斯•斯科瑞纳 (Charles Skorina)表示,在类似的大学捐赠基金中,女性管理人只占16%。

沃伦特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她在鲍登校区的小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这个领域对女性来说可以是一个很棒的领域,我真的希望年轻女性不要回避金融业的职业生涯。”

除了经济回报,管理大学捐赠基金也是一种做善事的方式。沃伦特表示,不断增加的捐款可以让“原本无法负担教育费用的学生有机会接受教育”。在2018财年,鲍登捐赠基金承担了该校4,160万美元财政援助预算的四分之三。


从耶鲁捐赠基金开始投资生涯

沃伦特是通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进入资产管理行业的。1980年,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获得艺术史和化学学位后,她在鲍登学院艺术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打算从事艺术保护事业。后来,她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获得了高等学位,并在其他几家博物馆工作,其中包括纽约历史学会、旧金山美术宫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

她在洛杉矶经营着自己的纸张保护工作室。沃伦特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商科课程,并意识到自己在数字方面有天赋。

沃伦特从事资产管理的职业是从耶鲁大学 (Yale) 开始的,她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还曾在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 (David F. Swensen) 领导下的捐赠基金工作。斯文森指导过许多投资组合经理,并制定了一项备受推崇的策略,包括投资于房地产、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等另类资产。

沃伦特回忆起她和大卫开始合作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我想他雇我是因为他想写一本书,他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沃伦特帮大卫写了这本书,大卫帮沃伦特学习了解一个新的行业。

“我爱上了金融和捐赠基金,”沃伦特说,“没有什么问题会被认为太愚蠢。你可以问大卫任何问题。” 

2000年,她回到鲍登学院担任捐赠基金的投资经理,当时该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只有4.65亿美元,截至去年6月30日,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6.3亿美元。

鲍登的总裁克莱顿•罗斯 (Clayton Rose) 把很多功劳都归给沃伦特和她的六名员工,同时她也称赞了“投资委员会的纪律和远见”。沃伦特刚到捐赠基金时,在Cambridge Associates的帮助下,她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扮演着监督的角色。

前鲍登投资委员会成员艾伦舒曼 (Ellen Shuman) 说,像沃伦特这样技能娴熟的全职投资组合经理往往比委员会做得更好。 “投资委员会是糟糕的资本管理者,他们都想让认识的人做经理。因为他们并不想一直待在基金会,管理投资组合。”


向两个巨人学习

除了大卫,德鲁肯米勒先生对沃伦特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沃伦特表示,在制定自己的投资方法时,她总结吸收了大卫和德鲁肯米勒的经验。

与大卫不同的是,德鲁肯米勒是基于宏观经济趋势进行短期交易的实践者。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还是作为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量子基金的经理,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当索罗斯通过做空英镑发了大财时,正是德鲁肯米勒管理着这只基金。

“我认为,我在耶鲁学到的长远观点,与德鲁肯米勒的短期市场价值相辅相成。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学会了批判性思维。” 沃伦特说。

和德鲁肯米勒一样,沃伦特也青睐那些在宏观经济上押注的对冲基金,即基于基金经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趋势的看法,投资于股票、货币和其他工具。但是,大卫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类资金。

“大卫相信没人能预测到货币和利率的变化。”沃伦特说。

由于高昂的费用和投资者必须将资金“锁定”1年的要求,对冲基金最近一直承受着“被负面报道”的压力,“但鲍登的最佳表现已经进入到了以资本保护为主、以对冲基金为辅的时期。” 沃伦特说。

对冲基金的流动性不足有时也是一个问题。例如,在2008年的市场崩盘时,鲍登无法从一只不断下跌的基金中提取资金。

“我们被束缚住了,”她回忆道。不过,总的来说,她还是觉得这些基金是很有用的。

随着捐赠基金的管理规模增加,沃伦特的薪酬也在增加。据鲍登提交给政府的文件显示,2016年沃伦特的薪酬为278万美元。斯科瑞纳说,对于她管理的资金规模来说,这个数字是很高的,但她管理的捐赠基金的表现也是异常出色的。

德鲁肯米勒说,沃伦特的艺术背景可能让她比大多数金融管理者更具创造力。“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她没有千篇一律的金融背景。她喜欢培养更年轻的经理人,并与他们共进退。她会与一些其他人可能认为太年轻或缺乏经验的经理人共事。但如果你愿意在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较早的时候与他们一起投资,那么你可能会有15年或20年的出色表现,去年,我们有一位29岁的经理,他管理的资金上涨了35%。”

沃伦特说,她在艺术修复方面的工作教会了她在投入行动之前需要集中精力学习。“艺术保护和投资管理是相似的,你要做很多前期工作。你不会把一件艺术品丢到一个解决方案中,那样艺术品就消失了。投资也是如此。"


人们现在知道鲍登

尽管鲍登的强劲回报引起了关注,但说服外部基金经理与捐赠基金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沃伦特说:“与耶鲁大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甚至没有人知道鲍登。”

但德鲁肯米勒表示,她向来是很坚韧的。“当沃伦特认为一项投资将对鲍登有利时,她可能会固执己见。当外部资金对学校关上大门时,她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和他们建立关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选择我们,只是为了让她不再纠缠他们。”

在评估基金经理时,沃伦特看重的不仅仅是良好的业绩。她说:“数字在阐述模式方面很重要,但只有在定性判断良好的情况下,它们才有用。”

沃伦特回忆了一次与一位基金管理人的会面。这位管理人给了她良好的印象,但是最后他说自己得离开了,因为他的私人飞机还在等他。这种特权阶层的感觉改变了沃伦特的想法。她说:“我们喜欢投资于那些规模较小、渴望于确立自己地位的管理人。这架飞机表明,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资产,并没有那么专注于自己的投资组合。”

在鲍登捐赠基金部分投资的基金中,受托人和投资委员会成员是拥有权益的。2018年,鲍登学院的政府文件显示,鲍登持有的全部资产中,8.2%属于此类“关联方”基金。

全美大学商学院协会调查的809所商学院中,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允许这种安排。许多要求“回避和披露”,以防止利益冲突。包括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和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 College) 在内的几所学校都提出了这类问题。沃伦特说,鲍登要求披露潜在的冲突。

目前,沃伦特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找到有前景的投资领域。近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逆向思维,考虑在英国投资。英国因其即将退出欧盟而陷入混乱。“当市场波动如此之大时,投资者可能不得不抛售资产。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对缅因州的一所小学院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件好事。鲍登捐赠基金可能会在那里找到一些机会。” 沃伦特说。

本文由FOF Weekly编译自《纽约时报》“A College Investor Who Beats the Ivys”,编译:王彬鸿 编辑:杨志芳

投稿邮箱:tougao@fof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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